January 15, 2019
约六周前，我丈夫搬出去了，我们将近19年的关系就此结束，但谷歌地图(Google Maps)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那天早上，我把孩子们带出去，方便他和两个法学院的朋友把他的东西装上一辆U-Haul货车，送去他租的房子。我们一致同意他搬出去，我们也一致同意了他带走的东西：他已故的老板留下的餐厅家具和绘画；我们买来装结婚碗碟的餐具柜；古董衣柜，那是我们住的第一个公寓的邻居留给我们的，因为他搬家的时候车上装不下。
我丈夫大多数要搬走的东西都是我帮忙收拾的，因为他工作太忙。我把我们的书、CD、圣诞饰物、马克杯都筛选了一遍。搅拌机：他的。料理机：我的。饼干模：他的。麦芬罐：我的。我们曾经的生活，就此一分为二。
虽然他住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远，但我还没去过他的房子。
几周前我远离在俄亥俄州的家，到图森参加一个写作入驻计划，我不知道我是发什么失心疯，会去谷歌搜我们的地址，总之我搜了，情况是这样：我在谷歌地图上看到了我的家，我丈夫还住在里面，并且，我认为，还爱着我。照片是2016年1月拍的。
不，照片上是白天，所以我丈夫当时应该在上班。蓝色垃圾桶摆在路边，是满的，所以我知道那是礼拜一上午。地上有一点积雪，邻居的木兰树光秃秃的。它们在春天开花，有那么几天会美得不像话，然后花儿就凋零了，把两家的院子都弄得乱七八糟。
但我还是爱那些树。
虽然是冬天，我儿子的三轮车就丢在门廊。在没有车库的情况下，这就是放自行车的地方了。雪铲可能也放在附近。照片没法再放大了，所以我看不到正门边那个装着融雪盐的黄袋子，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。我知道袋子里有个当铲子用的橙色塑料杯。
我可能在里面，独自一人；我丈夫晚上才回来。我可能在笔记本电脑上工作，用两只手的食指一通敲，因为我一直没学会正确的打字。也许，我正在重新加热那杯我一直没顾上喝的咖啡。
下午，垃圾一收走，我就会从车道上取回开裂的垃圾桶，把它们拖回房子的一侧。我要步行去小学接女儿。接着，我开车带着她，去托儿所接儿子。
那景象跟红色、多石的图森比是天差地别，像是另一个星球，天上的星星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的都要多。
透过手提电脑屏幕，我能看到我家房子的窗户、门、长春花蓝的壁板和那片假装是花坛的东西——其实只是一道铺了木屑土的沟。我能看到屋前的走道，我丈夫会穿着他的正装和大衣走过来。那将是晚上6点左右，天已黑。孩子们和我可能会通过挡风门看到他，我儿子——2016年1月时只有3岁——可能会大喊一声“爸爸！”，然后奔过去迎接他。
那个寒冬的上午，谷歌的一个人开车经过，照了这张照片。两年半以后，我的婚姻变得无法维持。我需要解释为什么吗？我需要在这里说说发生了什么，对谁说，由谁来说？这不重要。
在仍挂在网上的我的房子2016年1月的那个版本里，我看不到我丈夫堆在餐厅桌子下的一双双鞋，或他遗落在房间四处的带黄渍的茶杯，但我知道它们在那里。他目前在读的书——同时要读那么多本——在旧躺椅上叠起，那把我们曾在上面无数次摇晃着儿子的躺椅。
我丈夫的洗发水在淋浴间里，他的剃须刀和剃须乳在水槽边。他的牙刷和枕头还在楼上；他直到两个夏天以后才开始睡沙发，而我们房子的那个版本永远不会放到网上——那个我们居住但没有生活在一起的版本。
人们——其他人，像我一样的人——对谷歌地图有疑问：“我怎样移除我家的照片？”“我怎样更新我房子的照片？”“我怎样去掉对我的房子的模糊处理？”
当我在谷歌地图上看我的房子，我是在看另一种生活。一个我设法要对好焦距的模糊了的生活。
“大部分照片是由汽车拍的，”我读到，“但也有一些是通过背包客、三轮车、步行、船只、摩托雪橇和水下装置拍的。”
我了解到，2018年，谷歌日本开始提供从狗的视角看到的街景。但在2016年1月，我们还没有狗。我们的波士顿㹴是在那年4月底收养的。她被虐待过，髋骨和脊椎从她那身大理石纹毛里凸了出来。
我们把她领回家那天，她咬了我丈夫的手，当时他试着把她抱起、放到车里。但之后她就变安生，在我怀里睡着了。看着那个周一早晨的我家房子的照片，我知道我独自一人在那里，没有狗在一旁蜷缩起、打鼾。没有狗那身带斑纹的白毛，让我把脸埋到里面哭泣。我在房子里面。我丈夫还在回家的路上。我还没有理由为他而哭泣。
我知道我不该折磨自己。我该合上电脑，再泡杯茶，再看一次显出不可思议的橙色的日落。我该写作，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。但我抑制不住自己。我点回到先前照片的时间线，每一张都是我婚姻生活的一个节点。
我可以看到2015年11月：我的车在车道上，我独自在房子里，或者和3岁的儿子在一起。他还没上学，只去半天的日托。万圣节的装饰都还在，地面上散落着干枯的棕色树叶。前门旁边的松树上罩着我丈夫和孩子们扯开铺上去的棉花蜘蛛网。
那棵树一年后死了，他残忍地把它砍倒。
我可以再点击一次，看到2014年8月：我的车在车道上，儿子的婴儿车停在前侧走道上，我还在学步的小孩和我肯定在房子里。他很可能在打盹儿，或者我们在游戏室的地毯上堆着他的亮色积木。我的手机很可能在厨房操作台上充着电。或许在丈夫短信告诉我他回家吃饭或不用等时它会亮起。
我可以看到2012年6月：我的车在走道上，阳光在院子里洒下斑驳的光影。邻居的玉兰花树绿意盎然，但花期已过。我在屋内，独自一人或和女儿一起，我怀着孕，儿子十月将出生——在两年流产两次之后。我丈夫将回家，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餐桌上——六年后将被他装上U-Haul车的那张桌子。每天晚上，桌上都会有一小堆他的东西：名片、零钱、我送给他作生日礼物的刻了名字的钱夹。当我在谷歌地图上看着我的房子——全然忘记了日落——我看到我们一家人的家。我看到我的孩子们画的家，长春花蓝色蜡笔涂的壁板，棕色的门，窗户是黑色方块和加号。如果把照片放大，我能看到松树的树桩。但看不到任何预示着我们的婚姻将终结的迹象。
我怎样在头脑里更新家的图像？怎样去掉它的模糊处理？
“街景每过一到三年会进行更新，”我读到。
距谷歌上次拍摄我们的街道已经快三年了，这意味着不久后的某天，一辆顶上装着摄像头的车将驶过，告诉我我已经知道的：我独自一人，试着更新，试着去掉模糊。
餐厅桌子下再也不会有男人的鞋，不会有带渍的茶杯。那一天，孩子们可能会在那里，或在学校，或在他们父亲的房子里。
——纽约时报 MAGGIE SMITH